故居何处？

自从开放到大陆探亲以后，亲友见了我，都会问我，是否要到大陆去探访亲友故旧和故居，我笑笑摇摇头，谢谢他们的关心，我告诉他们，一时尚无此打算。十年以来，已经辗转和大陆亲友通了信，近二三年更在港和我唯一留在大陆的三妹母女及外子承楹的幺妹、妹夫见过面，也时常通信。在美的晚辈——儿子、媳妇、女婿、侄子也都去过大陆，见过家人了，每个家人亲友的状况大概知道，也就不忙在一时去相见。至于地方，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：“北平连城墙都没了，我回去看什么？”正如吾友侯榕生十年前返大陆探亲，回来写的文章中一句我记得最清楚、也颇同感的话，她说：“我的城墙呢？”短短五个字，我读了差点儿哭出来。

但是近来却因此一热门儿话题，使得北京的景色、童年、人物，扑面而来，环绕着我，不知道回忆哪一桩好了。过去的写作，无论小说、散文的内容，也无论文字的运用，总是“京味儿”的居多，在那儿住了二十六年了嘛！这次正要把这一类的作品，尚未结集的，出一专集，想着还有许多记忆深刻的没有记出来，就打算再写一次打总儿的，但是从何说起呢？我的晚辈以及在大陆的亲友，曾经把我住过的街道、故居、我的母校等拍了照片寄给我，虽然有的已经无从确认，却也给了我许多回忆。有一位表弟读到我作品中所写到的街道、商号等，竟去寻找拍了照片寄给我看，真使我感谢又感动。那么我何不就从我在北京——北平——北京——北平——所居住过的地方：珠市口——椿树上二条——新帘子胡同——虎坊桥——西交民巷——梁家园——南柳巷——永光寺街——南长街，顺序以杂忆方式记录下来呢！

珠市口

1922年父亲在北京安顿好了他的职业，便回台湾来接母亲和我到北京去，那时我五岁，穿着小和服。当时暂住西珠市口的谦安客栈，这种客栈可久居、暂居，可单身或携眷。珠市口分东西，以正阳门大街为界，是当时很繁华热闹的市区，因为当时北京是首都，北伐尚未成功。北京城方方正正，城分内外，一切繁华都在正阳门以南的外城，所以饭店、戏院、大商号、八大胡同妓院都在前门（即正阳门）外一带。

我们所暂住的谦安客栈，旁边就是北京著名的第一舞台，我赶上看一次北京的大义务戏，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记得有一童伶武生李万春。在台湾跟他的小弟弟李环春谈起来，环春说：“您看我大哥戏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！”意思就是说，他还没出生呢！

从谦安客栈向西走下去，就是虎坊桥、骡马市，是南城的热闹大街。珠市口向南去，离城南游艺园、天桥、天坛等地不远，附近则是八大胡同——妓院的集中地，白天冷冷清清，华灯初上，每家妓院照得像白昼一样，妓女的名牌都挂出来，镜框里用彩色小灯泡缀着黛玉、绿珠、翠环等花名。这时全城已静，只有八大胡同门前是车水马龙，停满了点着四个倍儿亮车灯的自用洋车，那都是当时北洋政府时代的达官显要所有。高级的妓院叫“清吟小班”，大都是苏州人，“二等茶室”则是北地胭脂了。到了北伐成功，迁都南京，八大胡同有名无实，完全成了历史名词了。

椿树上二条

在谦安客栈暂住不久，就搬到椿树上二条了。这是我在北京生长、生活起步的第一个居家。其实这是永春会馆的后进，正门在椿树上头条，这里另开一个后门出进，中间隔着一个大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槐树，到了夏天槐树开花，唧鸟（蝉）叫，树上挂吊下来许多像蚕一样的槐树虫，俗称吊死鬼；淡淡的绿像槐树花一样的颜色。它也是我的第一种大自然玩具。预备一个玻璃瓶，一双筷子，把吊死鬼夹下来放进瓶子里观赏。看那蠕动的一群，实在肉麻，不知为什么我们小孩子会喜欢这样的玩意儿？

在椿树上二条，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，我开始穿着打了皮头儿的布鞋，开始穿袜子，开始喝豆汁儿，开始吃涮羊肉（都是我母亲捏着鼻子一辈子不曾入口的），也开始上师大附小一年级，ㄅ夂ㄇㄈ，接受全盘的中国新教育了。

当然，父亲也开始严格的管教我，不许我迟到，不许我坐洋车上学。清晨起来，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，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“书包”二字的书包，走出家门。胡同有小黑狗紧追我两步，老怕它咬我脚后跟。走出椿树上二条，穿过横胡同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，到了西琉璃厂，首先看见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的倒在门口，心惊肉跳地闪避着走过去，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。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、温暖，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，我是多么害怕。我知道必须努力地走下去，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第一个教育，事事要学着“自个儿”。

在椿树上二条，母亲又给我带来了三妹燕珠和弟弟燕生，弟弟的来到，是林家的喜事，因为我有两位异母姐姐和二妹留在台湾，这时我父亲已有五个女儿，这弟弟来到人间是很重要的。凡是我母亲在北京生的孩子，名字上都有一个“燕”字。

我在《城南旧事》写作中重要的人物——宋妈，也在弟弟出生后来做他的奶妈。

那时候家中的日常用品，常常都是到下斜街的土地庙去买，庙会的日子好像是逢三吧。我随母亲、宋妈去土地庙，她们买家用品，笤帚、畚箕什么的，我就吃灌肠、扒糕（至今想起那食物还要流口水），不然就是玩那永远连个小泥狗都套不着的套圈儿游戏。

这时家中由三口变成六口了，椿树上二条一溜三间的房子，似乎不够住了，父亲就托送信的邮差给找房子，因为父亲这时已经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了。在这以前他是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京津日日新闻工作。

新帘子胡同

新帘子胡同是在内城，刚搬去的时候，我到厂甸上学，必须沿着顺城街走出顺治门（也叫宣武门），再走西河沿到学校，这时路途远，不能走路上学了，于是就包了洋车每天接送我。但是过不久，就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了一个新城门，那就是最早叫兴华门，后来叫和平门的。城墙还没开好，人是可以走路通过了，这给了小学生我一个大乐趣，每天上学走过折城墙所堆集的城砖土堆，崎岖不平地走来跳去，有一种小心、选择、完成的不畏艰难感吧！我喜欢每天走出所居住的和平门里新帘子胡同，走一段大街，穿过和平门，就到了南新华街的学校，再也不要坐洋车绕宣武门了。

新帘子胡同的家因为在胡同尽头，是个死胡同，所以很安静，每天在我放学后撂下书包，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，或者在我放学回来时，宋妈和弟、妹已经站在门口儿“卖呆儿”等着我了。

宋妈在门口儿，都是拿了小板凳，并不是人家描写北平大姑娘站在门口儿“卖呆儿”的那种样子。小板凳不止一个，因为弟弟、妹妹也要坐，宋妈教弟弟妹妹念歌谣，看见我回来，他们就会冲着我念：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门口唱大戏。先搭棚，后结彩，羊肉包子朝上摆。接姑娘，请女婿，小外孙也要去。人家姑娘都来到，我的姑娘还没来。说着说着就来了，骑着驴，打着伞，光着屁股，挽个髻。”

我们到大街上看热闹，因为北京如有大出殡，这儿也常是必经之路。出殡的行列能有几里长，足够你看上两小时的。

虎坊桥

在北京的居所，只有两次住大街的，谦安客栈不算，虎坊桥是叫大街，南长街是大街，西交民巷则比街小，比胡同大。虎坊桥是我成长中最难忘的地方，这时我的二妹也从台湾送到北京来，而我母亲又在虎坊桥生了四妹、五妹，家里人口旺，虎坊桥大街上也多彩多姿，我在《城南旧事》和其他短篇怀念中，都有以此地为背景，或者专文记载。我的二妹来时已八岁，该入小学二年级了，但是她因言语不通，没读过书，所以插入隔壁的第八小学（后来叫虎坊桥小学）一年级。有一天她放学回来，对母亲说：“老师叫我明天拿孔子公去。”母亲纳闷，怎么叫做拿孔子公去呢？原来老师是叫拿通知簿去，她以台语谐音听成孔子公。她所以知道孔子公，是因为台湾亦尊孔，管孔子叫孔子公的。

虎坊桥的这所三进大房子，原来是广东的蕉岭会馆，我林家是七代以前从广东蕉岭移居台湾头份，祖父生前还每年返蕉岭拜祖祠，因此父亲在北京也就跟客家人很熟，租了蕉岭会馆全馆。北京各省会馆很多，都是清朝各地上京赶考学子所居住的，民国以后没有考举之事，会馆里虽然仍住有各省学生，也有很多租给人住家，以便有收入作管理会馆的费用。

父亲爱漂亮、清洁，把蕉岭会馆油刷整理一新，那时父亲交游广，家里人口多，我们已有六姐弟，再加车夫、宋妈及另一奶妈，家里就有十一口人了。周末总是有客人来玩，母亲每天多是到广安门大街的广安市场去买菜，鱼虾就到西河沿去买。春天门口有挑担或推车专卖黄花鱼、对虾的，青菜则有整辆车的红梗绿菠菜。清末皇族趣谈，说西太后逃难在外，乡下没得可吃，某日御厨上来了一道菜。西太后在她那宫里每天一百八十道菜中从没见过，吃起来倒不难吃，便问这是什么菜，御厨思索了一下，找了句吉祥好听的，便说：“太后老佛爷，这是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哪！”原来只是油煎豆腐烧菠菜，就是这种红绿相映的菠菜。

我住虎坊桥，已经上三、四年级了，每日仍是走读，这次和住新帘子胡同相反方向。上学是由虎坊桥大街走到京华印书馆向北转走一条南新华街，经过臧家桥、大小沙土园等路口，到了厂甸、海王村直走下去，就是附小了。记得沙土园口上有一家蜀珍号，专卖干货的，他们自制辣萝卜干，颜色红白相映，辣乎乎的，好吃极了，我常常买了一包，没等到家就在路上打开捏一根、一根地吃。又有一家小南方饭馆，中午不愿回家吃饭，就在这饭馆吃霉干菜肉末包子，每次只是吃三大枚或加叫一碗汤共五大枚，而且不用付现款，记在一个小摺子上，每月算账。

这时是北伐“闹革命”的时候，也是新文化运动、妇女解放运动到了极致的时候，许多女孩子剪了辫子了，在我附小也每天看见有新剪发的同学。附小韩主任禁不住召集全校同学到大礼堂，说明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”的大道理，但时潮扑来，拦不住了，我也剪了发，虽胆战心惊的，还好父亲看见了，没讲什么。但是制服的问题，却很严重，使我痛苦极了，这时我们又搬家了。

西交民巷

知道北京东交民巷的人，都知道那是使馆区。西交民巷没有东交民巷那么漂亮，但因为是银行区，所以也很整洁，我家对面就是中国银行，父亲叫我到日本正金银行去取款，是在东交民巷。我小小年纪，手捏着银行存款簿，也捏着一把汗。父亲叫我去取“金叁拾圆也”，是有意训练我吗？我自此不得不凡事努力以赴，父亲老早离开我们，亏得我这做大姐的受了父亲的严格训练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什么都不怕的硬闯。

说到制服，我们学校原是穿中式右大襟衣裙或大褂儿。新潮来，学校改制服样式了，是衣连裙翻领的，质料仍是月白竹布。我的父亲真不讲理，他说穿这样差的料子和样式像外国乞丐，非叫我仍穿中式竹布大褂儿不可。制服怎么能不穿呢！母亲也怕父亲，她出个主意，每天让我把制服穿在里面，外套竹布大褂儿，到了学校，我就先脱了大褂儿叠好放在传达室，才去教室上课，放学时再到传达室套上大褂儿。这样有多久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宋妈常常带了弟弟、妹妹，端了小板凳到对面中国银行的树阴下去坐，等着我和二妹放学回来。这时二妹还在虎坊桥的第八小学。我们每天都要穿过和平门，我先到附小，她再一直走下南新华街，到了虎坊桥大街东拐走一段就到了。

我们的隔壁是一位回教的外科大夫赵炳南挂牌行医，父亲跟他成了街坊朋友。记得我家有一架手摇的日本小留声机，小小的唱片，唱出来的是日本童歌《桃太郎》什么的，赵大夫觉得有趣，还借去听来着。后来我们搬离了西交民巷，他也搬到对面一所平房。我所以对他有深刻印象，是我的五妹燕玢有一年脸上敏感长满了疙瘩，西医无法，就到赵炳南那儿去治疗，涂了他给的药膏（小扁盒装），很快起了一层痂，掉了后就是一张漂亮白净的小脸蛋儿了。又多年后，焯儿三岁得疝气，小儿科麻大夫最后要给动手术了，我很担心。那天早上，上麻大夫诊所经过西交民巷，看见赵炳南的牌子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停车下来同门口儿挂号的，治不治疝气。他很和气地说：“倒是也有人来治过。”我就带进去给赵大夫看，并且告诉他，我们曾是街坊的事。他听了很高兴，给了仍是小扁盒的药膏。肿胀存水的疝气，果然不数次就消肿痊愈了。因而对赵炳南的印象很深。